闽江口的粗芦岛造船基地。记者 林双伟 摄
从酿酒法发现海洋文明足迹
从酿酒方法中可以发现海洋文明的足迹吗?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近年来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利用光学显微镜,对陶器残留物中的微植物和微生物进行形态鉴定、综合分析,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刘莉介绍,新石器中期华夏各地的酿酒方法出现地区性特征,东部沿海地区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西部内陆地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分别展现出以个人为本位和以集体为本位的社会价值倾向。这一时期酿酒传统也向周边地区传播。
新石器中晚期正是原始南岛语族群越过海峡,到达台湾形成大坌坑文化的时期。“大坌坑的陶器器型与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同类器十分接近,推测酿酒方法也应该在这一时期传播至台湾。”刘莉介绍,“台湾少数民族至今保留丰富的传统酿酒方法,他们的酿酒和饮酒的民族学资料,对我们复原中国史前时期酒文化传统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准备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探讨。”
造船航海技术发展促共赢
福建自古以来造船业发达。早在先秦时期,居住在今福建境内的闽越先民就开始造船,宋、元时期,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福建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
“明清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福建在明清琉球与大陆内地的交往史中占据不同寻常的位置。”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赖正维介绍,琉球地处海岛,对外交往全凭舟楫,而福建素来海外交通贸易发达,因而琉球与福建交流造船航海技术成为两地交往的前提条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建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通过琉球使团、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中国册封使团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传入琉球,极大促进了琉球海外交通和中介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交流也反向促进了福建造船工艺的提高及商品经济的繁荣。
造船航海技术提升也促进了中英两地贸易交流,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馆馆员露易斯·马可法莱恩介绍了19世纪60至70年代英国运茶快船的发展历程,她特别提到1866年从福州出发的“运茶大竞赛”是其进入高潮的标志。作为史上最著名的运茶快船之一,卡蒂萨克号曾于1871年到访福州,当时的船舶日志、报纸、外交部通信、谱牒文件等材料记载了访问的过程。
福建商人带动东南亚发展
17世纪和18世纪,福建商人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成为东南亚区域活跃的商贾。为了满足中国和欧洲对矿产和热带农产品的需求,以港口为基地的福建商人开始在东南亚内地投资采矿和种植。
“由于福建商人的贸易网络和资金扩张,18世纪,华人数量在东南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黄裕端介绍,福建商人的聚居地及其商业网络的存在,对东南亚港口和沿海腹地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18世纪末,受政治动荡的影响,活跃于东南亚地区的福建商人开始从大港向小海港迁移。黄裕端又以马来西亚的槟城和瓜拉登嘉楼为例,介绍了当时南洋的福建商人如何将这两个海港及其邻邦商城有机地连接起来、打造成为一个贸易区域。
黄裕端说,福建商人的贸易活动及贸易网络并不局限于单一方言群体或单一族群,也不局限于一国一地,而是一个跨越族群、方言和国界的机制,并且横向地整合了其他家族、公司、会党和企业,同时纵向地与基层结合。显而易见,福建商人在南洋扮演了动态的领导者角色,把当时区域经济的最重要元素,如劳动力、资本、组织、政要与商贾联结和统合起来。(福州日报记者 冯雪珠)